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，击碎了巴尔干地区的宁静。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·斐迪南大公及其夫人索菲亚倒在了血泊之中。谁也不曾想到，这起暗杀事件竟会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战争的导火索。

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，欧洲各国依据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同盟条约，相继向对方宣战。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；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；8月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；8月4日英国以德国侵犯比利时中立为由，向德国宣战。至此，欧洲主要大国全部卷入战争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。

颇具讽刺意味的是，当时欧洲各国王室之间大多存在血缘关系。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表兄，也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表兄。这些彼此沾亲带故的欧洲君主们，为何会在短短数周内兵戎相见？实际上，萨拉热窝的枪声只是引爆早已埋好的炸药桶的那颗火星。欧洲走向战争的过程，早已在数十年前开始酝酿。

祸根早种——19世纪末的欧洲“火药桶”

德意志的统一与“搅局者”登场

19世纪中叶前的欧洲大陆，主要由英国、法国、俄国和奥地利等传统大国主导，维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均势格局。然而，这种平衡被德意志的统一彻底打破。

在普鲁士首相奥托·冯·俾斯麦的精心策划下，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：1864年普丹战争、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年普法战争。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镜厅加冕为德意志皇帝，标志着德意志帝国的正式成立。

德国的统一彻底改变了欧洲地缘政治格局。一个位于欧洲中心，人口众多，工业潜力巨大的新兴强国赫然出现。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，德国不仅击败法国，还夺取了阿尔萨斯-洛林地区，这让法国人深感屈辱，复仇主义情绪在法国社会蔓延开来。

统一后的德国迅速实现工业化。到1900年德国钢铁产量超过英国，居欧洲首位；在化学、电气等新兴工业领域，德国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。经济实力的增长必然转化为地缘政治野心，德国从欧洲秩序的维护者逐渐变成了挑战者。

沸腾的民族主义

19世纪是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，这种思潮在欧洲各地蔓延，最终成为导致战争的重要意识形态因素。

法国对1870年普法战争战败、割让阿尔萨斯-洛林耿耿于怀，复仇主义成为法国社会的主流情绪。法国政治家莱昂·甘必大曾宣称：“永远不要谈论它，永远不要忘记它”，反映了法国人对收复失地的执着。

巴尔干地区则因其复杂的民族构成和地缘战略价值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欧洲火药桶”。奥斯曼帝国逐渐衰退，新兴民族国家如塞尔维亚、保加利亚、罗马尼亚等相继独立。这些新兴国家背后，是俄奥两大帝国的地缘争夺。

沙俄以保护斯拉夫兄弟和东正教徒为由，试图扩大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；奥匈帝国则担心境内的斯拉夫民族受塞尔维亚等国的煽动而独立，迫切想要压制南斯拉夫民族的独立运动。这种地缘争夺使得巴尔干地区危机不断，成为欧洲最不稳定的地区。

疯狂的海外殖民竞赛

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，帝国主义思想盛行欧洲列强间。英、法、俄等老牌帝国与后起的德、意争夺海外殖民地、市场和原料产地，引发了激烈的殖民竞赛。

1884-1885年的柏林会议确立了“有效占领”原则，意味着列强可以通过武力手段瓜分非洲。随后短短二十年间，非洲大陆几乎被欧洲列强完全瓜分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。

德国统一后，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，也开始寻求“阳光下的地盘”。德皇威廉二世在1890年罢免俾斯麦后，推行所谓的“世界政策”，旨在为德国争取世界大国地位。他宣称：“德意志帝国要成为世界帝国。在地球遥远的地方，到处居住着我们的同胞。德国的货物，德国的知识，德国的勤奋要漂洋过海。”

这种政策直接挑战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和全球利益。德国在非洲、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扩张，以及建设强大海军的计划，让英国感到严重不安。英德矛盾逐渐成为欧洲列强间的主要矛盾之一。

合纵连横——同盟国集团的形成（以德国为核心）

俾斯麦的谨慎外交体系

德意志统一后，俾斯麦深知德国地处欧洲中心，面临多线作战的风险。因此，他制定了以孤立法国、防止法俄结盟为核心的外交政策，构建了复杂而精妙的同盟体系。

1879年德国与奥匈帝国签订《德奥同盟条约》，这是一个明显的防御性同盟，主要目的是共同抵御俄国的扩张。条约规定：如果缔约国一方遭到俄国进攻，另一方应提供全力支持；如果遭到其他国家进攻，另一方则保持善意中立。

1882年德国、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签订《三国同盟条约》，意大利之所以加入，主要是因为它与法国在北非殖民地问题上有矛盾，希望借助德国力量对抗法国。条约规定：如果法国进攻意大利，德奥将支持意大利；如果法国进攻德国，意大利则支持德国。这一条约标志着“同盟国”集团的雏形正式形成。

俾斯麦还通过1887年与俄国签订的《再保险条约》，确保俄国的中立，避免两线作战的危险。该条约规定：如果德国遭到法国进攻，俄国将保持中立；如果俄国遭到奥匈帝国进攻，德国将保持中立。俾斯麦通过这一系列外交操作，成功孤立了法国，维护了德国的安全。

威廉二世的“世界政策”与外交失误

1888年年轻的威廉二世继位成为德国皇帝。两年后，他罢免了俾斯麦，放弃了其谨慎的外交政策，转而推行更具侵略性的“世界政策”。

威廉二世认为德国应该争取“阳光下的地盘”，建设强大的海军，争夺世界霸权。他公开表示：“德国的未来在海上。”1898年和1900年，德国议会通过两个海军法案，开始大规模建设海军，直接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。

在外交上，威廉二世犯下了一系列严重错误。最关键的是，他任由1890年到期的《德俄再保险条约》失效，没有续签。德国政府认为该条约与德奥同盟存在矛盾，且希望亲近英国，因而决定放弃与俄国的条约。

这一决定产生了灾难性后果。俄国由于无法从德国获得安全保障，加上德国对俄经济政策的改变，逐渐转向法国。法国则趁机拉拢俄国，提供大量贷款，帮助俄国实现工业化。最终，德俄关系的疏远为法俄结盟铺平了道路，德国面临的东西两线作战噩梦成为现实。

步步为营——协约国集团的成型（以应对德国为核心）

法俄协约（1894年）

德国外交失误的最大受益者是法国，自从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后，法国一直处于外交孤立状态。俾斯麦精心构建的同盟体系使法国难以找到盟友。然而，威廉二世的政策改变了这一切。

沙俄由于与德国关系恶化，急需寻找新的盟友和资金来源。法国则看准机会，向俄国提供大量贷款，帮助俄国发展工业和建设铁路。从1888年到1913年，法国向俄国提供了超过110亿法郎的贷款，成为俄国最大的债权国。

经济上的密切合作很快转化为军事同盟，1892年法俄签订军事协定；1894年法俄同盟正式形成。协定规定：如果法国遭到德国或意大利进攻，俄国将全力支持法国；如果俄国遭到德国或奥匈帝国进攻，法国将全力支持俄国。

法俄协约的形成对欧洲力量对比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德国从此面临东西两线作战的战略困境，这也是德国在战争初期采取“施里芬计划”快速击败法国，再转向东方对付俄国的根本原因。

英法协约（1904年）“挚诚协定”

20世纪初，欧洲最令人惊讶的外交转变莫过于英国和法国的和解。这两个国家曾是千年世仇，在多个大洲和海洋上争夺殖民霸权。然而，德国的崛起促使两国重新考虑彼此关系。

英国最初奉行“光荣孤立”政策，避免卷入欧洲大陆的军事同盟。但随着德国海军力量的增强，英国感到自身海上霸权和国家安全受到直接威胁。1900年德国通过第二个海军法案，计划在17年内使海军规模翻番，这被英国视为明确挑战。

与此同时，英法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矛盾逐渐缓解。1904年4月8日两国签订《英法协约》，解决了在埃及、摩洛哥、纽芬兰等地的一系列殖民地争端。英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殊利益，法国则承认英国在埃及的特权。

虽然《英法协约》表面上只是殖民地协定，没有军事同盟条款，但它标志着英法关系的根本性转变。两国军事部门开始秘密会谈，协调对德战略。从此，英国逐渐抛弃“光荣孤立”政策，向法国靠拢。

英俄协约（1907年）

英法协约形成后，英国下一个目标是解决与俄国的矛盾，从而完成对德国的战略包围。英俄两国在波斯、阿富汗和中国西藏等地存在激烈竞争，被称为“大博弈”。

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，1906年又爆发革命，实力大大削弱，更愿意与英国妥协。英国也担心俄国过于虚弱可能导致德国称霸欧洲，因此愿意与俄国达成协议。

1907年8月31日，英俄签订协约，划定了两国在波斯的势力范围：北部属俄国势力范围，东南部属英国势力范围，中部为中立区；俄国承认阿富汗为英国势力范围；双方同意不干涉西藏内政，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。

《英俄协约》的签订标志着三国协约的正式形成。英国、法国和俄国虽然没有像同盟国那样严格的军事同盟条约，但通过一系列双边协定联系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战略伙伴关系。欧洲正式分裂为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：同盟国（德国、奥匈帝国、意大利）和协约国（英国、法国、俄国）。

最后的催化剂——走向战争的加速器

军备竞赛（尤其是英德海军竞赛）

两大军事集团形成后，欧洲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军备竞赛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德海军竞赛。

德国自1898年起通过一系列海军法案，大力建设海军。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·冯·提尔皮茨提出“风险理论”，认为德国海军虽然不可能超过英国海军，但应该强大到使英国不敢轻易攻击，因为即使获胜也会遭受重创，从而失去海上霸权地位。

英国对此作出强烈反应。1906年英国下水了“无畏号”战列舰，这是一种全新设计的战舰，火力、速度和防护都远超前代战舰，使所有现有战舰一夜之间过时。德国随即开始建造自己的无畏舰，海军竞赛进入新阶段。

英国坚持“两强标准”，即皇家海军实力应至少等于世界第二和第三海军强国的总和。为应对德国挑战，英国将从全球调回舰队，集中部署在北海地区。到1914年英国拥有29艘无畏舰，德国拥有17艘，两国为海军建设投入了巨额资金。

陆军方面，各国也在不断扩军。德国通过1912年和1913年陆军法案，增加常备军数量；法国将兵役期从两年延长至三年；俄国则计划大幅扩军。欧洲大陆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兵营，战争机器已经开动，只待合适的时机。

两次摩洛哥危机（1905, 1911）

摩洛哥危机是战前最严重的国际危机之一，两次都将欧洲推到了战争边缘。

1905年德皇威廉二世访问摩洛哥丹吉尔，发表演讲支持摩洛哥独立，公开挑战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殊地位。德国要求召开国际会议解决摩洛哥问题，试图测试英法协约的牢固程度。

1906年在西班牙阿尔赫西拉斯召开的国际会议上，德国遭遇外交失败。大多数国家包括英国、俄国甚至意大利都支持法国，只有奥匈帝国支持德国。这次危机反而使英法关系更加紧密，两国开始了军事参谋会谈。

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爆发。法国借口平定叛乱，派兵占领摩洛哥首都非斯。德国以保护侨民和商业利益为名，派遣炮舰“豹号”前往摩洛哥阿加迪尔港，史称“豹的跳跃”。

英国财政大臣劳合·乔治发表著名演讲，警告德国不要挑战英国利益。英国皇家舰队进入战备状态，战争一触即发。最终，德国在外交压力下让步，承认法国对摩洛哥的保护权，作为交换，获得法属刚果的一部分领土。

两次摩洛哥危机的结果是：德国再次外交失利，英法军事合作更加紧密，欧洲两大阵营的对立进一步加剧。

巴尔干战争（1912-1913）

巴尔干地区作为“欧洲火药桶”，在战前连续爆发两次战争，进一步激化了地区矛盾。

1912年巴尔干同盟（塞尔维亚、保加利亚、希腊和黑山）向奥斯曼帝国宣战，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。同盟国迅速击败土军，几乎将土耳其完全逐出欧洲。但战后如何瓜分领土引发盟国内部矛盾。

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。保加利亚不满领土分配，攻击塞尔维亚和希腊，但很快遭到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的夹击，最终战败。

两次巴尔干战争的结果是：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大大缩小；塞尔维亚实力增强，人口和领土几乎翻倍，成为南斯拉夫民族的希望；奥匈帝国更加恐惧斯拉夫民族的兴起，决心遏制塞尔维亚；俄国则更加坚定地支持塞尔维亚，视其为在巴尔干的代理人。

到1914年欧洲已变成一个只需一颗火星就能引爆的巨大火药桶，各国军事计划都具有先发制人的特点，总参谋部们相信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。战争时间表越来越紧，危机管理机制越来越弱，一场大规模冲突似乎已不可避免。

历史的反思与启示

回顾同盟国与协约国的对立形成过程，我们看到这不是某个单一因素的结果，而是民族主义情绪、帝国主义贪欲、失控的军备竞赛、僵化的军事同盟体系和失败的外交共同作用下的悲剧性结果。

民族主义从19世纪的解放力量蜕变为20世纪的极端排外情绪；帝国主义争夺使列强将世界视为零和博弈的棋盘；军备竞赛创造了强大的战争机器却削弱了政治控制；军事同盟本意为保障安全，最终却导致小规模冲突升级为世界大战；外交本应解决争端，却成为相互猜忌和威胁的工具。

历史惊人地相似，但绝不会简单重复。当今国际格局与一战前有着重要区别：核武器的出现使大国间直接军事冲突成本极高；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利益相互交织；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为危机管理提供了平台。

然而，大国博弈的逻辑并未根本改变。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仍然敏感；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抬头；军事同盟体系仍在扩展；危机管理机制仍面临考验。

“修昔底德陷阱”提出者格雷厄姆·艾利森曾指出，在过去500年中，16个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竞争的案例中，有12个以战争告终。如何避免成为第17个案例，需要当代政治家的智慧和远见。

您认为在当今的国际格局下，如何避免陷入“修昔底德陷阱”？是加强对话建立互信？是改革国际体系容纳新兴力量？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？还是寻找其他途径？